“中国超大城市令人惊叹，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模式”
图兹认为，这一现象源于人们高估了全球化的力量，忽视了一个国家历史遗产形成的特定资金、人口与思想流动网络，对中国这样庞大体量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他还提到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强调国内消费和创新与国际贸易并存，反映了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
他在文中写道，人们曾以为全球化的未来，是像纽约、巴黎、伦敦、香港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些地方虽有民族特色，但融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口、思想和资本。
其中许多城市在历史上曾是帝国的首都。像伦敦和纽约这样的城市，一度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创，却因全球增长重新焕发生机并实现转型。
21世纪初是这种未来愿景的巅峰期。上海、深圳、北京，还有孟买和班加罗尔这样的亚洲大城市，纷纷跻身“全球城市”名单。上海的天际线已为世界所熟知。
7月25日，上海外滩北段举行特别激光灯光秀 IC Photo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破了增长与贸易之间的联系。尽管全球的GDP还在增长，但贸易占GDP的比例趋于平稳。银行收缩业务，欧洲金融业退潮，随之而来的新冠疫情又给了自由全球化致命一击。
“若你今日造访中国，会见到一幅二十年前未曾预见的景象，”图兹描绘，“人口数千万的超大规模城市，拥有惊艳的现代科技与基础设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却罕见外籍居民踪迹。”
即使是像日本这样积极参与贸易的大型富裕经济体，其贸易占GDP的比例也从未很高。美国和欧盟也是如此。如果不计欧盟内部贸易，欧洲与世界的贸易占比仅为23%，并不突出。
英语、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等西方语言，曾为全球流动提供通道与路径，造就了里约、布宜诺斯艾利斯、悉尼和香港等城市，但“汉文化圈”有其自身的文化语言逻辑。
图兹写道，汉语是外来移民面临的巨大障碍。但简体中文的通用性同时为全球至少八分之一人口创造了共同文化基础，这为大规模内部迁徙开辟道路。北京或许外籍居民稀少，但近40%人口来自中国其他地区。
同样，在印度的科技中心班加罗尔，外国人口微乎其微，但超过半数的城市居民是从印度其他地区迁移而来的。
这些城市虽非昔日构想的全球都市，却已成为创新型社会的枢纽节点，在世界经济中占比日益攀升。
这些城市居民的网络生活进一步体现了这些趋势。中国的超级城市居民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一样，生活在智能手机上，24小时不间断地消费新闻、八卦和日常生活必需服务，全部使用汉语。中文以及中国社交媒体体系的吸引力，自然塑造了中文互联网生态。
图兹最后提到，当中方2020年5月提出“双循环”愿景时，它被视为与美国竞争的地缘经济宏伟计划。也就是说，中国将建立国内消费创新与国际经贸的双重循环。
但如今，这项愿景与其说是一项政策蓝图，不如说是对全球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客观描述。
他形容，中国的城市并非熔炉般交融世界，而是作为巨型国家和区域枢纽，与更广阔的世界深度互动，却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去年10月31日世界城市日之际，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在自主探索城市高质量发展道路同时，中国也积极分享城市发展经验，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智慧交通、建筑节能、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我们支持联合国人居署设立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打造全球城市监测框架——上海应用指数等公共产品，助力各国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共享可持续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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